如果将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政策的1992年作为一个节点，那么在随后20多年中，中国当代艺术呈现为商业化和文化市场全球化进程，跨国资本的进入、新权力结构的形成，以及在此过程中新的合法化论述的确立。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艺术市场所受到的关注倍增，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中国当代艺术重要的一环——也在这20多年中不断发展。

从1985年的“黄山会议”到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在这一系列关键节点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中国当代艺术毫无疑问有了新的变化。在势不可挡的商业大潮面前正同时经历着边缘化与市场化的过程。一方面，当代艺术正以文化消费的组成部分进入大众视野；而另一方面，之前二十年泡沫化严重的拍卖市场让中国当代艺术的判断变得更加理性而谨慎。中国当下的艺术面貌变得更为多元的同时，也变得破碎而凌乱。新的文化话语权与新游戏规则的也远未能确立。当下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状况的反思则显得尤为迫切。

现代美术批评家傅雷先生曾说：

也许人总是胆怯的动物，在明确的舆论成立之前， 明哲的办法是含糊一下再说。但舆论还得大众去培植；反而文艺的成长，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慎的或冷淡的缄默。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

99艺术策划**“批评的迷茫”**系列访谈，今日邀请策展人王春辰，对当下艺术批评现状做一反思。

策展人王春辰在惠特尼美术馆新馆楼顶平台，可以瞭望纽约城市，2024年2月

“批评者不是绝对的仲裁者

但要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Q：艺术展览机制的发展催生了策展人话语权力的增长，中国当代艺术生态同样见证了策展人的兴起。艺术批评家向艺术策展人转化，策展人身份的日益凸显的同时，有效的艺术批评是否会面临持续的缺位与失语？

王春辰： 首先这个系列访谈的题目叫“批评的迷茫”，我想说不要叫“批评的迷茫”，批评不迷茫，是批评人的迷茫。或者我们所说的批评的危机、批评的困境等等，这是一个话题性的东西。

我们要承认一个现实，就是当下全球这种相互深入交流的现状，从贸易物资到国家关系，以及经济彼此的往来都会反映到艺术界当中。如果不承认这个现实，我们就不知道这次讨论批评的落脚点。

艺术批评不是一群人在一起各说几句话叫批评。实际上包括你前面提到的改革开放以来从事批评的理论家，他们做的贡献和努力如果放到一个更大的体量中去比较，就假如放到整个中国艺术的体量中去，都是微观系统里叙事，用今天的话说叫“自我言说”，也起过重要作用。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从80年代以来开始的这种独立批评，并没有让中国当下庞大的艺术体制消失，或者暗淡。到了现在这种艺术体制依然存在。所以我们现在说，艺术界受到的最大的影响还是来自外界经济与政治的影响。

其实我们知道批评在中国一直是处于尴尬的境遇，不要认为说只有今天批评才迷茫，它一直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即便是从西方来讲，批评在历史上也从来都是小众的。所以首先要正本清源，要把这个事实树立起来。你看历史觉得原来批评做得好，现在不好，我认为这是一个个人问题，如果你持续表达对艺术的看法、对事物现象的一种态度，它随时都可以存在，不会受外部的影响就消失掉，除非你自己放弃。当一个从事批评的人自己放弃了，那等于这个批评就不存在了。

艺术批评者不能扮演一个绝对的仲裁者，但他要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你完全可以讲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但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的影响下，很多人不讲，就变成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局面，这些事实都是存在的。

策展人王春辰在纽约PS1美术馆参观提拉瓦尼亚个展与他的公共作品互动，2024年2月

“如果说批评出现了问题

更多是自我出现了困局”

Q：随着各大媒体平台的兴起，自媒体中崛起的艺术批评，提供了不同于传统艺术批评的新视角，但也有随之而来的“副作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王春辰： 现在随着现在网络和自媒体的发展，表达意愿的人群多了。首先我们要承认他们有表达的权利。尽管有的人不接受或者认为他说的有点夸张，但反过来我们也要问，那种不夸张的批评又在哪里？

做批评，并非是去说世间万物都不好，这一点是需要对自媒体批评的这种倾向进行纠正的。但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夸大其词的言论中有没有合理性？为什么这些能获得这么多人的传播？它里面有一定的合理性存在。但针对其不合理的地方，也先问问自己，看完之后你的态度又在哪里？当然大家是有想法，但大家不会去表述，这在艺术圈古今中外都一样，有的就是朋友之约，雅集上大家互相捧场。在一种比较理性的社会，这属于一种礼节，用中国老话说叫人情世故。

但今天的社会不是过去单一的社会，我们无论如何都得接受这一点。现在数以万计的人都在看小视频，其实就是把说话的权利交给了拥有自媒体的人。当然这里面也带有一些人身攻击的东西，我想这个避免不了，其他领域斗争的严重性远比这种话语表达要严重激烈的多。实际上从事艺术，我们也一直在倡导宽容开放的态度，甚至我们自己都要追求一种表达的独立和权利。那当我们听到一个不同意见，不必大动肝火，知道意见并不代表事实。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争论反而体现了批评的一个属性，批评就是意见的交流，批评的实质不是达到一种统一，而是就某个事物各自发表观点。并非某个人是批评家，说得就是对的，批评者更应当有自我反省的态度。就像前面说如果说批评出现了问题，更多是自我出现了困局，我们说的每句话是否都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策展人王春辰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大学当代艺术项目讲席教授Paul访问纽约MoMa，与研究部主任Leah、国际部主任Jay合影，2024年2月

孤独的批评

Q：实际上关于艺术品的判断，在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是持续被“生产”出来的。一旦专业中立的艺术批评的缺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品牌、机构、资本，甚至个人意志的隐形在场？小团体或者朋友圈子构成的网络形成相应的审美策略，这是否会减弱当下艺术创作的锐力？

王春辰： 首先这并非当代艺术圈存在着现象，有时这背后不光是资本，还有权力与利益关联。在国际上就表现为资本的商业合谋，拉高作品的价格，而且在一些出版物里也都有大胆揭露，其中的故事极其惊悚，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艺术受到经济与政治影响之深刻。

当下消费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及时消费的现象，意味着消费者不需要严肃的思考，不需要沉重、累人的思考。在一个消费社会，所有人都需要消费、需要生存，进而就会妥协。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所有人都是为生存而战。

我这次去美国参观一个研究机构，他们说只关注严肃的艺术，绝不关注商业艺术，碰一点商业都不行。那么到底什么是商业艺术？有些艺术家最初创作并非为了销售，后来成名了，商业就会进入，作品就会有售价，价格就会增长，这时他就会逐渐商业化。但实际上在艺术商业化的过程中，会有一个来自画廊的“防火墙”机制，保证艺术家不受商业影响，在独立的状态中进行创作。但有时这个“防火墙”会失效，尤其当下多数画廊为了生存，防火墙变成了合谋，为了抬高作品的价格，甚至不鼓励艺术家再去创新，只固守市场所接受的作品类型，会对艺术本身伤害，进一步看，实际上也是对画廊和艺术家的双向伤害。

那么我们再回到批评自身，正如前面说的网络批评有些夸大其词，但有时候人们不愿意去听一个正常逻辑的艺术批评，更喜欢那些夸张的说辞，这种说辞实际上更像社会心理的分析，但社会心理分析不代表批评，所以我们提倡一种“孤独的批评”——冷静思考问题，不是为了迎合任何读者。但我们去看看历史，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忍受孤独，或者为了严肃的事业而做出大的利益牺牲。

策展人王春辰与美国艺术家杰夫.昆斯于2016年6月访问央美美术馆合影

Q：在当代艺术批评中，各种评价方式和评价尺度同时存在。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艺术，与当下的官方文化、艺术体制有较大隔阂，几乎与主流的“中国美术界”无涉。传统与现代、体制内与体制外、学院内与学院外，几乎使用不同的标准，没有共同的话语平台，也缺少理论构架将他们在同一个体系中加以言说，在您看来要如何面对这一困境？

王春辰：首先我们要知道，这种现象在全球各地都存在，回到中国的情境，我们中国文化中有一种传统倾向会贯穿在所有行为里，就是我一定要给你一个标准答案。但很多社会表达是一种看法和态度，对于非事实的情况进行评价的时候，就没有统一的标准。批评家说的就是绝对真理而不容质疑？

不同知识体系或审美趣味去看同一件作品，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只要消除了政治因素，在美学层面上展开，我们要承认这种差异性。每个人都会有偏见，都受制于自己的认知和经验的限制，每个人都要承认自己的短板。

作为一个从常年从事批评的人，他已经熟知艺术中的各种关联，所以他有时会避开这种争议过度的批评。特别涉及到艺术体制与学院，受到多方面的制约，确实不好批评，那是艺术批评无法全面涵盖的。

策展人王春辰访问纽约的亚洲艺术档案中心，与负责人Jane合影。202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