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环境如何变化，在澳门行为艺术的代表人物吴方洲眼中，澳门的艺术行业和艺术家，都有着一种随性且悠然自得的态度。这是让一切神奇发生的源泉，也是让生活变得浪漫的关键。
澳门，这个城市出现在大众口中的时候，往往是随着香港一同提起的。而由于语言的相同和地理位置上的相近，这种一并提及中带有了一个两者一样的假设前提。也正是因为这种假设，我们往往会忽略澳门作为一个城市所具有的特色和气质，转而关注名声更为响亮、形象更为立体的香港。
但当我们尝试着将澳门从港澳的语境中剥离，去把它当作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去观察时，你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内地和香港的独特气质。澳门更加的平静、怡然自得，尽管有着多元文化的交融汇合，你却丝毫感受不到那种文化碰撞所带来的冲突感。如果说香港的文化冲撞是一口沸腾的打边炉——不断在沸腾、不断在更新，那么澳门就更像是一盅老汤，所有的风味都融为一体。
澳门行为艺术代表人物吴方洲
这种融洽几乎体现在方方面面。可能你在澳门的街头随意游走，会在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街区里看到正在做展览的画廊；会在亚婆井看到载歌载舞的越南人和菲律宾人；也会在像大三巴牌坊这样的知名景点下面，看到一场人头攒动的音乐会。
对吴方洲来说，这种融洽给予了他足够多的创作自由和空间，也让他得以实现自己心中的愿景。
反叛且自我的表达
吴方洲有很多个身份，跨媒体艺术家、澳门艺术博物馆展览策划以及澳门国际现场行为艺术节（MIPAF）创办人及策展人。而不管是策展人的身份，还是艺术家的身份，行为艺术都是他职业生涯中不断被提及且值得被关注的一个艺术领域。
相比起传统的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塑，行为艺术诞生的时间更晚。而在中文语境中诞生行为艺术这个概念，则是在七十年代后期。最开始以平面绘画为自己艺术表达形式的吴方洲，接触到这样一个概念，则是在九十年代初。“那个时候我们正好在澳门视觉艺术学院学习西方美术史，”他回忆道，“老师讲现代艺术的时候，从印象派一直讲到了达达主义。”而达达主义里挑战传统艺术观念的想法，深深地吸引着他。
随后吴方洲顺着达达主义的脉络，又了解到了再后来发展出来的身体艺术、激浪派、行动艺术等等，即我们现在中文语境中的“行为艺术”。“其实‘行为艺术’四个字就包含了整个行为艺术的历史”，他说。他被这种表演的艺术形式给深深吸引住了。“我当时确实是觉得平面绘画已经不能满足我了，”他表示，“我觉得有更直接的表法，于是就开始尝试做行为艺术。”
《你我之间》，行为图像，2007年，威尼斯
回看吴方洲的行为艺术作品，无论是有关于社会议题、城市背景下个人思考内容的，还是那些有关于性别探讨的，大多都是以直白的方式呈现，隐喻反而成为了他作品中少见的元素。这种表达的方式，同样也与澳门整体的文化氛围有关。
“澳门有着非常独特的历史，”他说，“1557年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到现在也有460多年的历史了。而在鸦片战争之前，它有相当长的时间段，是唯一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平台的重镇。”这种漫长的中西方文化交融，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影响，同样还有文化和思想上的。相比起其他地区，澳门更早地接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
而对于内地来说，这个影响的过程则显得短了许多。“我们都知道7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的开始，”他继续说道，“也是西方现代艺术市场进入中国的开始。而我们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把整个西方的现代美术史实践了一遍。”在这个快速的实践过程中，不仅仅产生了相当杰出的作品，同样也有着惊世骇俗的产出。“媒体选择报道的行为艺术通常都是有话题价值的，因此会经常在报道中看到那些十分吓人的艺术作品。”
《吹沙》，行为图像，2006年，澳门
而这种选择性的报道，其实行为艺术很长一段时间在内地被贴上了特定的标签。让很多艺术家选择用更加温和、隐喻的表现手法去讲述自己的观点。而对于身处港澳的行为艺术家来说，由于两地现代艺术的教育持续了更长的时间，因而在表达上，更为大胆、直白的叙事成为了可能。
“为什么不可以做呢？”
回到吴方洲自己对行为艺术实践的过程，他自己将其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0年代的学习期。“如果想要去真正介入行为艺术这个领域的话，那我必须要去参与一些实验剧场的演出。”除了大量的实践外，他也于1998年进入澳门艺术博物馆工作，并主要关注当代艺术的方向。这种工作上的便利也让他接触到不少的行为艺术作品。
而在经过了这样的积累后，吴方洲在2001年到2005年之间，迎来了自己行为艺术表达的活跃期。“当时亚洲地区的行为艺术节，我大概都参与了一遍。”这种以创作者的身份去参与进去的经历，帮助他更好地观察、了解亚洲地区，或者说更具体一点，华人地区行为艺术作品的发展与呈现。
《摆渡（二）》，录像，5分钟，2009年
在通过积累、实践和了解后，在2005年吴方洲有幸参与策划了两个大型的活动。第一个是《以身观身——中国行为艺术文献展》。这个于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文献展，将发生在中国地区的行为艺术进行记录、梳理和呈现，成为艺术博物馆的重要项目之一。另外一个便是以他为核心成员之一的民间团体牛房仓库推动和举办的第一届澳门国际现场行为艺术节（MIPAF）。
这其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中国地区对于行为艺术的呈现，澳门的这两个活动实际上是走在相当前面的，同时也一直在坚持着去记录、呈现中国地区的行为艺术。
但当我问他，这件事情为什么可以发生在澳门而并非像是上海、北京、香港等更为出名的艺术重镇并持续发生时，吴方洲给的答案却相当的简单。“我们没有其他城市的那种包袱。”他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行的，那为什么不可以做呢？”
这种“为什么不做”的底气一方面是因为澳门城市本身的包容性，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东西方文化长期以来的交融。“你可以在澳门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吴方洲说，“同时也能看到西方的教堂、欧洲的建筑。”这些元素并不显得突兀，反而十分融洽地相处在一起，而这里的人也拥有着同样的包容心态。另外一方面则更像是澳门人的一种处世心态——无所谓利益，想做就抓紧做。“因为行为艺术本身并不具有商业价值，”他继续说道，“基本上就没有买卖的市场。因为一旦行为艺术被商业化了，艺术家的个人表达就会被影响。”如果将这件事情放置在其他城市，那么在利益的考量下，这件事情可以做但很难坚持下去。而正是因为在大家都保持着随性状态的澳门，这件事情反而成为了一件可以长久下去的项目。
上图：《无题》，绘画（综合媒材），75cm × 66cm，2015年；下图：《无题》，绘画（综合媒材），159x118cm，2015年
“因为按照正常的逻辑，行为艺术节能够在一个地方举办必然是因为这个城市有很多艺术家在做行为艺术，又或者说是这个地方有着一定的行为艺术积淀。”吴方洲说，“但有趣的是，澳门恰恰两者都没有，但在两岸四地里，就只有澳门可以做起来。”
这种澳门人天生的“为什么不做”的态度，让两个项目在此地得以持续。
生活在艺术中
这种澳门人的随性心态，同时也让澳门的艺术生态呈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像是大湾区的艺术策展人，尽管对这片区域其他地方的艺术家、艺术生态都了若指掌，但就是不了解澳门。”吴方洲说。当然一方面是在于缺乏代表性的人物，让澳门艺术家容易被策展人、美术馆所忽视；另外一方面，澳门艺术家也缺少让外界了解的渠道。澳门艺术家很少主动去结识艺术行业的人，也很少主动去推销自己。在这些艺术家眼中，他并不会刻意去展示自己，但同时也不抗拒他人来了解自己。
《摆渡--幻觉折射》 ，摄影图像，2009-2022，澳门
作为生活的态度，澳门人这种心态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只关注自己的生活，随性而为。但作为艺术创作者来说，这样的态度就真的不是好事吗？“假设我们对艺术的观点是这样的，”吴方洲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假设下，澳门人的这种状态，恰恰是所有艺术家都把创作当作了生活的一部分。”
这些艺术家的创作并不是为了去融入某个艺术行业的圈子，也不是为了去追赶当下艺术行业正在发生的潮流。澳门有许多专业艺术家，同时也存在这样一批艺术创作者，他们可能只是在自己上班的空闲之余进行创作，又或者是心血来潮将自己的创作欲转化为作品。
“作为一个普通的、生活着的人来说，我真的觉得这个无所谓。”吴方洲说，“我根本不需要在艺术行业里证明我自己。我就是一个生活在缓慢节奏中的澳门人。”
“在这样一个缓慢的生活状态下，我画点画，然后慢慢变老，我觉得非常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