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化为一种不再具有特权的局部叙述,不再承担再现给定的过去,反而更能以感性去贴近复杂的真实,为历史性的现在及其未来提供新的知识型的解决方案。
“她能在黑夜,给我太阳——献给潘迪华”展览现场
CHAT六厂(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香港,2023年
全文图片鸣谢CHAT六厂
她能在黑夜,给我太阳——献给潘迪华
CHAT六厂,香港
2023年6月10日至10月23日
走出电梯,大幅灯箱剧照迎面而来,其中身着旗袍、面容姣好的女子回眸,眼神与观众意味深长地对视。“潘迪华是谁?” 转入展厅,寥寥数语勾勒,“1930年于上海出生,1949年移居香港,1957年正式踏入歌坛”,一个人的人生轮廓和一个城市的近代史层叠着,随着更多图像和文字的叙事涌现。对于一些观众来说,潘迪华为人熟知的,是1967年开始担任TVB《欢乐今宵》节目主持人的内容,或是1990年在王家卫的电影《阿飞正传》中客串演出并获得金马奖的“母亲”角色。对于更多不甚了解者来说,这个展览耐心地再现了一段已逐渐消散的微观历史,还以此重新凝结了一种颇具态度的历史史观,其中当代艺术的介入方式值得深入剖析。
由CHAT六厂策展团队和艺术家郑得恩(Enoch Cheng)共同策划,这个展览项目显得十分特殊:它的一部分是文化史展览,对潘迪华的艺术人生个案进行梳理和回顾;它的另一部分是当代艺术展览,呈现由CHAT六厂委托郑得恩创作的影像装置作品。对策展人和艺术家来说,这是充满挑战又令人兴奋的机会,可以尝试通过展览的方式去反映一个具体、丰富和复杂的个体,也借助当代艺术的创作手段去回应个体,以及比个体大得多的历史本身。从结果看,展览的这两部分具有高度统一的整体性,其核心理念都坚持拒绝对个体的偶像化和传奇化,都试图通过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消解单一的大写历史“History”,并对进步主义和成功学的主张保持了强烈的批判。
“她能在黑夜,给我太阳——献给潘迪华”展览现场CHAT六厂(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香港,2023年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艺术家郑得恩并未从潘迪华人生的诸多成就入手,反而选择了她创作的一部鲜为人知的音乐剧《白嬢嬢》进行回应。这部潘迪华1972年投资制作并主演的香港首部华语音乐剧改编自经典的白蛇传故事,颇为超前地试探更具普遍意义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华人美学,在商业上却是一个与其时代格格不入的失败案例,在当时粤语风潮已起的香港不被正视,仅演出数次便草草收场。这种不被同时代接受的当代性断裂,其剧中要求独立思考的先锋精神,和白蛇故事中超越时代、历史和文化的永恒共情,都成为郑得恩创作中面对当下困局的思考养料。由于诸多原因,商业不成功的《白嬢嬢》已无法找到翔实的记录,只留有媒体报道的只言片语和剧场服装设计资料。即将淹没于历史的视觉碎片反而激起想象的运作,被用来制造穿越历史而来的虚幻引声。于是,在以潘迪华个人经历综述了1949年以来上海移民对香港城市文化面貌产生的诸多影响之后,展览风格骤变,从史料展示转而进入一种当代艺术的感性现场。借此,郑得恩的多重影像装置《宁可像蛇》顺滑地于真实历史叙事的延异中展开,以文学式的再创作达到整个展览的高潮。
“她能在黑夜,给我太阳——献给潘迪华”展览现场
CHAT六厂(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香港,2023年
《宁可像蛇》是颇具时代感和娱乐性的。在鲜明的色彩、快节奏的剪辑、社交媒体式的诙谐舞曲风格与动画影像混合中,白蛇的爱情故事被重新演绎和扩展,形成一个关于个人成长和自我认同的当代议题,一个跨文化的泛亚洲的新传说。《白嬢嬢》的剧场感和音乐性被继承其中,投影幕后的舞台布景和头顶的迪斯科镜球随着音乐不时闪烁舞动,抓紧观众的注意力。以剧中剧的形式展开,故事中主角成为自我书写的说书人,说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观众同时站了在历史与当下的连接处。借助洪水、新冠病毒的新闻影像的插入,水漫金山的故事变得更具现实主义,危机也不再只在个人世界中发生,扩展为社会性的议题。就这样,小历史“histories”通过当代艺术转化为一种文学、小说或故事“his-stories”,历史转化为一种不再具有特权的局部叙述,不再承担再现给定的过去,反而更能以感性去贴近复杂的真实,为历史性的现在及其未来提供新的知识型的解决方案。
“她能在黑夜,给我太阳——献给潘迪华”展览现场
CHAT六厂(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香港,2023年
在《宁可像蛇》的炫目舞台之后,这个展览并没有到此结束,而是再次返回潘迪华的人生故事,关于她如何作为一个代表香港的旅行歌手在战后世界版图冲突和重组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与他者相遇,关于她如何试图将中文传统和亚洲音乐带入西方。用展览中段当代艺术创作所阐明的策展史观来看,成功与否在此已不是重点。我们体验到音乐本身的历史质感和超越性特征,我们看到一个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世界的中国女星在大时代中的命运轨迹,也仿佛看到了一个城市的宿命,其中无法掌控的激流和无数依然奋力游动的个体同时显现。策展团队借此对香港的关注和思考也逐渐显形,超越“卢亭”[1]式的、以本土神话重构香港历史的尝试中的空想和怀旧,抵达更具微的历史和更复杂的现实。
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ence Eagleton)说,“历史就其不可化约的特殊性而言,恰好是对理论的苍白的普遍性的替代。”历史可能也是对某些当代艺术中苍白无力的争论的替代,它指出那些脱离历史语境的分析和争论是如何失焦于对历史本身的无知中,或是限于历史虚无主义的解构。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简单地缺乏对史实的认知。这也可能是越来越多艺术家对地方史和家族史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拒绝历史化,它是我们理解历史和现实的必然路径和工具。我们所继承的过去总是未完成的、暂时的、变动的、备用的,当代艺术作为介入物在此争取的,正是一种拆解、回溯和重新历史化的权利。